人民币汇率改革一年多来，总体上是成功的，一是释放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不断增强；二是汇率改革平稳运行，汇率水平基本稳定。“汇改”与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的影响也从理论描述变为具体现实，各经济主体和经济部门都感到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影响。这里选取三个重要方面加以简论。
一、人民币升值对货币政策和银行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目前我国央行货币政策面临的严峻挑战就是流动性过剩。商业银行的结售汇业务获得大量的人民币头寸，加上储蓄的强劲增长，流动性明显过剩。我国外汇储备增长额中，很大一部分与人民币升值预期有关。为给汇率改革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避免国际热钱大规模涌入，央行通过压低市场利率，以提高国际投机资本的成本。但低利率和流动性泛滥又会导致一系列问题。
对商业银行而言，由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加上资本充足率等约束较强，过剩的资金大量涌入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这样所形成的市场利率既不能反映资金供求的实际状况，更不能发挥其重要经济杠杆的调节功能。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单一，利润的主要来源仍是存贷利差，贷款冲动在此情况下始终是存在的，有可能引致信贷失控和投资反弹。
为了回笼过多的流动性，央行主要通过发行票据、正回购等手段，这样就使得公开市场操作成为对冲外汇占款的被动工具，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主动性因而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和挑战。当然，相反，人民币大幅升值会使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变得更加严重，导致货币政策操作更加被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大，会对资本流动至少产生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吸引更多的国际套汇与套利资本流入中国；二是国内居民持有外币的意愿下降，纷纷将外币存款换成人民币存款。居民外币储蓄存款余额在2003年6月份达到908亿美元的最高值，到2006年第二季度末下降到了657亿美元。
人民币升值对银行业的影响也是明显的，而银行关涉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国际投资银行高盛曾报告预测，人民币每升值1%，中银的盈利便将降低3.3%，净利润将减少0.6%。建银2006年上半年仅汇兑损失就达24亿元，中国中银2006年上半年汇兑损失高达35亿元人民币。但以前预期的人民币升值对银行资产负债结构、收入结构和盈利模式等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这是因为我国银行主要业务都限于国内，因而银行资产负债的币种结构和收入结构都只是微调。
人民币升值使国内银行的外币存款有所减少。占国内外币存款市场49.8%的中国银行上半年境内外币储蓄存款为316.9亿美元，比上年末减少8.2亿美元。原来不少人士预期人民币升值将带来银行结汇业务持续大幅上升。然而，2006年以来，结汇量比2005年同期下降，尤其是2006年8月至9月初，多家银行的结汇量同比降低10%左右，相反，一些银行售汇量却同比增长了约10%。这是因为人民币升值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很多人认为它将是个平稳的过程，并逐步适应。此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受楼市调控及成交低迷的影响，境外汇款购房的资金流入减少。而且除中行外，我国大部分的上市银行业务范围基本在国内，拥有的外币资产和负债的比例较小，人民币资产负债和外币资产负债基本匹配，从事包括国际结算在内的国际业务的量也较少，对于表外业务产生的敞口通常会运用衍生品进行对冲，从经营上来看，升值的直接影响不是很大。
其实，人民币升值对银行业的影响体现在对综合经济的影响方面，进而影响到银行的生存环境。去年9月以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2007年1月我国贸易顺差接近159亿美元，与去年1月份94.9亿美元的顺差相比，上涨幅度高达67%。面对美、欧的压力，汇率波动空间可能扩大，对国内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利用各种金融工具减少市场风险应成为各家银行的共识。
二、人民币升值对企业进出口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行业企业的影响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大量持有以外币计价的资产或负债的行业，如：航空、电力和电信行业。升值将导致以外币计价的资产贬值。而以外币计价的负债将因此下降，从而减轻了企业债务。第二种类型是销售产品、生产成本结构不同的行业。具体表现在：第一，产品价格以人民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外采购，如造纸、汽车和机械设备行业，其生产成本因人民币升值而下降，从而提升企业利润；第二，产品价格以外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外采购，如：石油、石化、纺织和钢铁行业，要看采购成本下降能否弥补因产品价格下降造成的损失；第三，产品价格以外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内采购，如：医药、家电、化工和有色金属行业，其负面影响最大。第三种类型是间接受益行业，如：房地产、商业地产、机场、港口、铁路、高速公路、电力、供水和有线电视等行业。这些行业作为非贸易部门，纯粹以人民币计价资产，若人民币升值趋势持续，外资涌入将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徐洪才，2006）。
进出口企业必须应从多方面入手，加强避险能力，主动进行汇率风险管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有不同的规避汇率风险的方式。在我国外汇管理部门与银行出台的一些新政策措施和避险工具指导下，要因企制宜选择不同的产品，构成适宜的投资组合。一是利用金融工具进行避险。目前的汇率避险产品主要有远期结售汇业务、结构性结汇业务、择期交易、货币掉期等。远期结售汇是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上主要的避险方式，但它对企业的汇率走势判断的准确性有较高的要求。利用金融市场工具规避汇率风险是国际市场上有货币暴露风险企业常用的固定外汇成本的方法。但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提供的避险工具，从产品结构、设计、收费标准等方面与企业的需要存在一定差距，我国的金融机构也应适应人民币汇率浮动的需要，尽快向企业客户推出更多合适的避险品种。二是通过合同条款的选择回避汇率风险：包括签订短期合同、采用多种计价货币或直接用人民币计价签约、协商使用固定汇率锁定成本、提前或推迟结算等。企业在签订涉外贸易合同时，应尽量在合同中加入汇率风险条款。在汇率变动导致企业利益受到损失时，则执行新条款，保证企业的利润空间。比如在签合同时添加有关人民币升值的条款，如果在供货期内，人民币升值到某个幅度，价格要重新调整。三是采用贸易融资形式回避汇率风险。目前我国主要融资品种有授信开证、出口押汇、打包放款、外汇票据贴现、进口押汇和国际保理融资等。贸易融资可以较方便地解决企业资金周转问题，通过出口押汇等贸易融资方式，获得外币贷款并立即结汇，既满足了出口发货与收汇期间的现金流需要，又规避了汇率风险。四是利用出口信用保险规避风险。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成立以来，已有上千家企业享受了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融资便利，直接避免了汇率波动损失。银行可以通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票据保险”产品及时卖断银行票据，提前结汇规避风险。
其他规避汇率风险的工具还有：调整进出口比重，增加内销比例；调整进出口国家和地区，由单一市场向多元市场扩展；匹配资产与负债的期限和货币结构；正确选择计价货币、收付汇和结算方式；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改用非美元货币结算等。
三、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之所以单独分析房地产业和银行业，是因为房地产业是支持民生的重要产业，房地产安全直接关系着金融安全和宏观经济的安全。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由于世界经济金融的不稳定以及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把我国的金融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也一点不过分。
2006年，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9382亿元，同比增长21.8%；商品房住宅价格同比上涨11.04%，其中高档商品住宅同比上涨13.36%，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11759元，同比上涨12.1%；1998年以来，全国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年均上涨6.5%，比居民消费价格年均0.6%的涨幅高5.9个百分点。以上数字清楚地表明，目前的房价仍在高位运行，显示出前期房地产调控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从2004年开始，政府就出台不少政策来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无论是2004年的管住土地与信贷，还是2005年的“国八条”及2006年中央九部委联合出台了13个房地产调控政策，其中包括加息、“国六条”、“限制外资”等，涉及住房结构、土地管理、税收、信贷、市场交易秩序等各个环节。对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政策之多、之细、之全面，是前所未有的。但为何调控效果不尽人意呢？超级秘书网
笔者以为人民币加速升值对房地产市场调控造成了相当的影响。由于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兑换，大笔热钱就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进来购买房地产，尤其是前景无限的北京以及东南沿海的重点城市。这样，房价上涨与人民币升值并存，外资双重获益。去年以来，上海外资大量收购有房地产背景的项目和企业，一些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大量购买房产就是表现之一；从国内情况看，在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地产股却大幅上扬，不能说与人民币升值没有关系。现在，人民币升值加速，这种行为将可能加剧。
论文摘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教育担负着极其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为了充分发挥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这种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教育必须努力实现下列的理想与价值追求：教育的现代化、教育的普及化、教育的民主化、教育的法制化、教育的个性化、教育的国际化和教育的终身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教育担负着极其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为了充分发挥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实现小康社会教育的奋斗目标，教育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人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把握小康社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必须努力实现以下教育的理想与价值追求:
一、教育的现代化
教育现代化是面向21世纪世界教育发展的方向和价值追求，它反映了世界现代化的要求及教育改革发展的总趋势。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离不开教育的现代化。可见教育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关于教育现代化的表现，有学者提出如下三个具体层面:即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和观念层面的现代化。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主要指学校设施、教学设备达到现代化的水平;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主要指教育体制、教育制度、教育结构的现代化;观念层面的现代化主要指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现代化。三个层面的结合构成了教育现代化的整体。
从目前我国教育的发展来看，实现教育现代化要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即教育观念现代化、教育设备现代化、教育内容现代化、教育管理现代化和教师素质现代化。只有把教育现代化搞上去了，“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才能实现。
二、教育的普及化
普及教育是现代生产发展和现代社会生活的客观要求，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现代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和普及，教育的普及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推进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普及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发展教育事业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奠基工程，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转变的基础工程，它涉及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系到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和历史使命的实现。
从我国目前的形势看，搞好教育的普及(尤其是义务教育的普及)必须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提高广大民众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其次是保证教育经费的投入并使之不断增加;再次是加强立法监督，依法保证普及教育的实施;最后，不断深化基础教育改革，以改革促发展，通过改革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质量，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莫定基础。
三、教育的民主化
教育的民主化是政治民主化在教育上体现的结果，是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表现，教育的民主化不仅关系到受教育权、教育的普及、教育的机会均等，它还关系到教育决策的公正性、教育管理的广泛参与性、具体的教育过程中师生关系的民主平等性等。在我国全面迈进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所追求的教育民主化主要指在依法治教的前提下，真正实现教育的公平和教学的民主。教育的公平是指整个教育过程中从教育的起点，到教育的过程，再到教育的结果的全部公平。教学民主是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在教学过程中的具体反映。教学民主强调的是师生关系的和谐，倡导的是师生互相尊重，而且有利于教育目标的顺利实现。就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来看，我们所追求的教育公平和教学民主永远只是一种相对意义的平等，绝对的平等是做不到的。
四、教育的法制化
教育法制化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加强教育法制建设，通过立法和执法来保证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教育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教育法规体系，促使中国教育的发展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但我国目前的教育法制建设同经济、社会、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还相距甚远，教育法制建设中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即法律的权威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一些法律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和严重地存在。适应新时期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与发展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需要，今后的教育法制建设要按照党的十六大所确定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目标与任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不断完善国家教育立法，加强教育行政执法，深人开展教育法制宜传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尽快建立起与新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相适应的，比较健全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将教育事业的管理与发展全面纳人法治的轨道，从而确保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五、教育的个性化
教育的个性化是现代教育发展的一种新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社会高度文明进步的一种新标志。教育个性化的提出并非偶然，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纵观人类教育的历史，经历了“无个性的教育”—“压抑个性的教育”—“重视个性的教育”等教育的发展阶段，不同阶段教育的存在都满足了当是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人类社会进人现代社会，适应现代社会对人的发展的多层次、多规格、多样化的发展需要，教育必须在充分发挥它的社会化功能的同时，注重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培养和教育，充分挖掘个体的发展潜能，让每一个人的个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发展学生的个性作为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教育中去。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充分认识和尊重个体的特殊性，正视学生的个别差异，用合理的教育手段和措施引导学生个性和特长的发展。坚决克服过去那种用固定的模式塑造所有的学生，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各个特殊的个体，用考试的分数给具有多种特征与品质、才能和爱好及行为表现的人简单下结论的做法。应根据学生各方面的情况进行针对性的、适应性的教育，以使他们成为不同领域内有所专长、有所成就的人，使他们的个性真正得到健全的发展。
六、教育的国际化
教育的国际化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不可阻挡的教育发展趋势。它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几乎每个国家教育发展及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当今时代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伴随着经济的一体化，国际间事务的交流日益增多，各国之间相互联系、彼此依赖不断增强，这就会使世界各国的教育面临着许多共同性的问题。在我国，早在1983年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思想，其实质就是要求中国的教育要走国际化的道路。时至今日，20多年过去了，我国在教育国际化方面虽已取得很大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如何迎头赶上世界教育国际化的潮流，充分利用教育的国际化给我国带来的机遇，推进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这是目前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中国的教育在迈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必须进行适时的变革与转型，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与国际接轨。我国的教育不仅要确立国际化的培养目标，树立“只有做一个出色的国际人，才能做一个出色的中国人”的观念，而且要不断加强教育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构建教育国际化的学校课程体系，通过国际化的教育，培养学生的国际观念、国际意识，树立向全球服务、向全球开放的观点，不断提高学生的国际理解能力和国际交往能力，从而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能力的，能够面向世界的真正的中国人。
关键词:扬琴；形制演变；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J632.51文献标识码：A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文明古国，无论是在诗词歌赋、宗教礼仪，还是在民俗风情等方面，都曾一度引领并融于世界文化潮流，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艺术魅力。中国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发展过程中，无疑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过促进作用。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以其博大的胸襟接纳了许多外来乐器并使之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林则徐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才形成了今天多姿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作为已经完全中国化的扬琴，从四百多年前进入中国并在民间广泛流传以后是如何进行演变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扬琴形制的演变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儒家思想是中国扬琴形制演变的“灵魂”
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仅从总体上规定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全貌和品格特征，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中国文化向前发展，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文化活的灵魂和指导思想。她渗透到了中国人的思想深处，在人的思想和行为等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中国扬琴。
首先，儒家思想体现在中国扬琴的音位排列上。儒家思想以“和”为基础，讲究阴阳调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阴阳律吕”观念对中国扬琴形制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在其《乐论》（上篇）中说“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在自张子锐将古老的“阴阳律吕”观念引用到扬琴设计中以后，中国扬琴便与十二律吕单位排列方式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无论是五十年代初采用律吕式音位排列的“律吕式大扬琴”，还是1959年杨竞明先生研制的“401变音扬琴”，都同样体现着律吕排列的轨道顺序。在“401变音扬琴”以后，中国扬琴改革大多延续了这种“五度加律吕”的音位排列方式。
其次，儒家思想体现在中国扬琴演奏的音色和音质上。而音色与音质的要求对扬琴形制的影响无疑是直接的。儒家要求人性和，在情绪表达上要有所节制，不宜过于张扬，古人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荀子》），“刚柔得道谓之和”（《贾子・道术》）,这与中国扬琴所推崇的“强而不噪、弱而不虚”是完全一致的。
再次，儒家思想还体现在中国扬琴的外形设计上。中国扬琴主体部分有如案桌一般，不张扬，不卑微，雕花镂空的支架，内秀隽朗，击弦工具的选择更是匠心独运。无论是琴体的造型、琴架的雕刻，还是整体的色彩，与中国文化，特别是明、清文化非常协调，与中国古典家俱相得益彰。中国人历来讲究含蓄，推崇刚柔并济，这一点在扬琴的工艺造型和演奏技法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另外，儒家思想主张“美”与“善”的统一，要求音乐的形式与内容相统一，《论语・八佾》中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我们知道，扬琴作品是多以民间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饱含着民风民情，而扬琴形制的朴实无华，演奏工具的简洁明快，所用材料的普通与表面色彩的平常，映射的正是儒家思想的光芒。
然而儒家思想对中国扬琴形制的影响也绝非都是积极的，它对音乐的要求脱离了纯粹的美学范畴，与政治、礼法联系在一起，过于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提出了“琴者，禁也”的思想观念。就“中和”思想而言，它一直主导着中国人的审美需求，限制了中国扬琴形制发展的个性。清・陈幼慈在总结南北音乐风格时就强调,不管什么风格的音乐都要达到“中和”之标准,“南调数句后，必加收束另起。如掐撮五声，掐泼剌五声，皆收束之声也。另起以达未尽之意，使情致缠绵宛转，恒多幽闲适怨之音。王善也称演奏中“琴之所首重者，和也”（《治心斋琴学练要》）。既然将“中和”作为最重要的审美标准，余则不符合“乐者，乐也”的命题，这将极大地限制演奏技法和音乐风格，一切有违“中和”思想的东西都被禁止，单一的演奏风格深深地制约着扬琴中国化的演变过程。
二、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是中国扬琴形制演变的“原动力”
扬琴的传入与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扬琴形制的发展变化从根本上说是人们审美观念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筛选、改造过程中，中国扬琴受中华民族音乐审美观念和时代需要的推动，它是一个在科技工艺与音乐审美需求的反复交替作用下不断升华的复杂过程。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美的声音是音乐的灵魂。传统扬琴琴弦为铜丝弦，音量小，质脆易断，若演出场所较大，效果就不太理想，很难满足观众的听觉需要，这就对扬琴形制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是视音域高低用弦，改进琴弦的张力强度，使弦长、弦的粗细与音高三者有科学的比例，以便展现悦耳动听的乐音。为此，现代扬琴将铜丝琴弦改为分区排列的钢丝弦，高音区为简单的钢丝弦，音色清脆明亮，中、低音区为银丝缠弦，音色厚重沉稳而有深度。其次是在滚轴板与琴弦之间垫入毡片，以防止杂音的出现，并在琴码上嵌入铜条，增加了共鸣效果。而在中国传统打击乐器――鼓的“双锤轮奏”的影响下，沿着“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中国式音乐审美走向，中国扬琴创造出了“琴竹”这样一种柔韧巧妙的演奏工具和一整套的演奏技法，使得中国扬琴曲调变得华丽、活泼、流畅，更具民族韵味，并成为中国扬琴有别于欧洲扬琴和西亚南亚扬琴的一个重要标志。所有这些反映的是中国扬琴人对美的追求和审美情趣的变化。
从视角美学来看，传统扬琴在清代徐珂《清稗类钞》音乐类“金赤泉听洋琴”一节中被描绘成“圆形宛然如便面”（注：参见［清］徐珂《清稗类钞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4月1日，第474页。），“便面”指的是琴体呈扇面形；丘鹤俦在《琴学新编》中曾说“其形如蝴蝶”（注：参见丘鹤俦《琴学新编》，香港华石印局民国9年元月石印，第11页.）。可见，扬琴的琴身最早为规则的梯形（也即扇面形），形体简单，工艺粗糙，后广东乐人将琴身四角制成圆形，将两边改造为波形，视觉感观上较过去要华美得多。现代扬琴沿用了广东扬琴的四角之圆形，去掉了两边之波形，将琴体变大，增加了折叠式的琴架，琴架边框为棕红色，中间以镂空雕花的浅黄色图案相配，色彩搭配变得稳重大方，符合了现代人的审美要求。两边添加了琴盖，有的还在琴盖上嵌入螺钿，雕上图案，整体感觉变得简洁明快，而不失精巧细致。
此外，中国人的喜好观是比较复杂的，既喜欢清幽平淡，又对喧闹喜庆有着特别的兴趣。演奏中我们既可以欣赏到“大弦嘈嘈”的喧闹，又可以领略到“小弦切切”的韵味，同样这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展现出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三、民俗文化渗透于中国扬琴形制演变的全过程
音乐决不是一种孤立的艺术现象，它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民俗”作为一种具体可感的社会现象，在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扬琴自明末传入中国以后，一开始并没有为官方所接受，最初主要是在我国民间流传，是民间艺人们首先接纳了它，把它融入了中国的许多地方说唱和民间音乐中，继而与中国民俗文化融为一体。就击弦工具的变化来看，由于中国素有养竹、画竹、咏竹、唱竹的传统，而竹子为民间常见之物，老百姓擅长将竹子制成各种生活用具，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将“木槌”变为“琴竹”也就成了必然。据1715年印光任、张汝霖撰《澳门记略》（下卷）记载“铜丝琴，削竹扣之”。可见，早在近三百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击弦工具的变化。在康乾年间董伟业的《竹枝词》中则记载了扬州地区扬琴伴奏演唱之俗曲“成群三五少年狂，抱得洋琴只一床，但借闲游寻夜乐，声声‘网调’唱吾乡”。而《清稗类钞》中有关盲妹艺妓携“洋琴”度曲、参加喜庆堂会卖艺为生的记述,也反映了清代扬琴主要流传在社会的中、下层（注：参见［清］徐珂《清稗类钞》（三十六册）音乐类，商务印书馆，1907年版，第55-56页。）。民国时期，扬琴有着更为广泛的应用，作为伴奏乐器，在民间小调和地方戏曲中的使用尤为突出。这个时期的中国扬琴“俱用梧桐木，其形如扇面一般”，后广东人进行了改造，琴体呈蝴蝶形，“若其形如扇面，则名曰扇面扬琴，其形如蝴蝶，则名曰蝴蝶扬琴”。（注：同①。）随后，祝湘石又根据民间演出需要对中国扬琴进行改造，发明了祝式铜丝琴，祝式铜丝琴在琴底按上“撑脚”，前面“钉上皮带”，既便于演出，又便于携带。（注：参见招伟民《介绍一个祝式的铜丝琴》一文，音乐季刊，上海中国音乐会，民国12年11月30日，第5页。）
与此同时，中国扬琴形制的演变也倾注了历代文人的辛勤劳动，在音乐审美方面表现出“雅化”的倾向。经过清代近三百年的历史积淀，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在不同地域和文化的影响下，中国扬琴的演奏风格、表现手法、艺术特征和具体形制发生了较大变化，最终导致了不同流派的出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广东音乐扬琴、江南丝竹扬琴、四川扬琴和东北扬琴。不同流派的扬琴与当地传统音乐和民俗紧密结合，展现出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地方色彩。
四、制作工艺和其它传统艺术对中国扬琴形制的影响
任何一种乐器都会受到材料选择和制作工艺的影响。中国扬琴起初以铜铁丝为弦，以木槌为击弦工具，多用天然材料，且为手工制作，因而受制作工艺水平的影响很大。一直以来，中国扬琴人和制作技师们都在为寻找最佳的制作材料和提高制作工艺水平进行着努力，他们通过调整音衬、增设码条、调整面板和结构、变换琴弦、改进琴竹等办法，对中国扬琴的形制进行改造，并发明了各式各样高品质的中国扬琴。
确立婚约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1．我国婚约制度的历史沿革。在我国的历史传统中，婚约是婚姻缔结的必经程序，从西周周公旦作“六礼”开始，历经两千多年。“六礼”中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等都是订婚的程序，只有亲迎才是结婚的程序。虽然历朝各代“六礼”的内容各有不同，但这种订婚的程序却一直存在，并且法律对其有着严格的规定。未经“六礼”而结婚的当事人不但不被认为是合法夫妻，而且还将面临法律的惩罚和社会舆论的的谴责。在清末的变法运动中，沈家本主持的《大清民律草案》中的亲属一编中没有对婚约作出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婚约制度在中国的消灭。几年后，中华民国的《民国民律草案》中又对婚约作出规定，在“婚姻之成立”一节中，规定了有关定婚的7个条文。作为对我国传统婚姻制度的传承，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华民国民法》在亲属编第2章“婚姻”中专设“婚约”一节，对订婚做了详细的规定，现在这一制度仍在我国台湾地区适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开始“一边倒”地移植前苏联的法律制度，婚姻制度也不例外。这不但造成了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的中断，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婚约纠纷解决的困难。
2．国外立法对婚约制度的规范。婚约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婚姻法制度中都有现实的立法例，这为我国婚约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提供了制度上的借鉴。第一，德国。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对婚约的规定采取了专节规定的立法模式。在亲属编第1章“民法上的婚姻”的第1节“婚约”中从第1297条到1302条共6个条文对婚约的履行、解除及其赔偿义务、违约的责任构成、赠礼的返还和消灭时效问题作为了全面的规定。德国民法对于婚约的规定如此全面，也说明了作为结婚制度内容之一的婚约在德国社会民事习惯中的重要性，体现了对民事习惯的尊重。第二，美国。美国各州都有自己的法律体系，但大致上对婚约的态度是:结婚前可以订立婚约，但并非必不可少。如果违反了婚约，则“违反允诺”的普通法之诉提供金钱赔偿的救济。美国婚约法律制度的救济范围最初只是涉及金钱损失，后来又扩展到非物质损失(比如身体和精神痛苦)。第三，中国。在我国，婚约制度是通过对婚约解除的救济方式来规范的。我国法律中规定了结婚彩礼的返还义务:彩礼是附结婚条件的赠与，结婚作为赠与彩礼的条件不成立时，赠与合同就不能成立，自然可以要求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0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婚前给付并导致及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3．涉外民事司法的需要。当今世界是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随着世界人口的流动和各国交往与合作的加深，各国都普遍承认了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在本国的民事主体地位，他们与本国人具有平等的民事权利和地位。在国际私法中，婚姻制度也是重要的司法制度，对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的婚姻纠纷的解决显然成为各国司法管辖的范围。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外国人和无国籍人日益增多，由此带来的婚约纠纷在我国不承认婚约制度的情况下，解决起来会出现很多麻烦，因为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规定的婚姻法律多适用国籍国法或经常居住地法。遇到婚约纠纷时，法院就会花费很长的时间来找法，不但导致找法的困难性，也会导致司法效率低下。如果我国的婚姻制度承认婚约，不但可以节省时间，提高司法效率，还可以提升我国的司法权威，树立我国在涉外民事审判中的良好形象。
4．婚约确立的现实需要。由于传统习惯的沿袭，婚约作为婚姻成立的前提这一行为在民间十分普遍，也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的纠纷。近年来由解除婚约而引起的彩礼纠纷和损害赔偿之诉有增无减。据齐齐哈尔市克山县人民法院近5年的统计，2004年该院受理婚约财产案件11件，调撤率36%;2005年19件，调撤率44%;2006年22件，调撤率45%;2007年24件，调撤率45．8%;2008年6月份19件，调撤率50%。分析该组数据可以发现，婚约财产纠纷呈上升趋势，结案方式主要以判决方式为主，调撤率较低，可见此类案件中双方分歧、矛盾较大［2］。由此可以看出，在婚约缔结后往往出现较多的纠纷，涉及的法律问题有很多，例如，婚约可否以法定事由或自由意志而解除;一方是否有向法院提出履行婚约的诉权;婚约期间，一方对另一方造成权的侵害，可否提起损害赔偿;婚约期间，双方之间的财产应该如何处理等。这些订婚后又解除婚约的纠纷，依照道德规范是无法解决的，必须依照法律进行处理。在我国，对婚约完全采用放任的态度，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婚约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当事人自愿订立婚约也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但是在婚约纠纷必须解决的现实面前，确立婚约制度仍然是十分必要的，忽视婚约制度就是对婚约这种社会现象的忽视，会使对社会中重要身份关系的调整产生漏洞，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另外，司法机关对由婚约引起的财产纠纷的处理无法可依，会出现判决结果混乱，导致婚约处理的司法不统一，有损司法的权威性。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婚姻法应该对婚约问题进行规范，因为对婚约由个人自行约束和道德约束不如法律约束更为有效。“法律对婚约的规范，一是赋予权利人以订婚、解除婚约的自主决定权;二是规范婚约期间当事人的行为规范;三是规范婚约解除后纠纷的处理规范，对其纠纷有切实可行的处理法律依据”［3］。
我国婚约制度的构建
关键词：动画暴力；儿童；思想性；文化创意
中图分类号：G223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胡晓，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讲师，重庆402160；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400799。董小玉，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400799
2013年10月，《新闻联播》报道动画暴力门后，各大报纸杂志对于动画内容健康问题不断关注。动画内容涉及暴力、色情等儿童不宜的内容，是动画制作者出于政策与道义应该禁止的事情。正如光明日报文章《日本动漫的壮大与困境》中描述日本动画经历的命运，我们也正在经历日本50年代动画内容被质疑的困惑。
一、儿童动漫内容不当源于思想性缺失
动漫在我国已有长足发展。20世纪初万氏兄弟拉开了中国动画制作的序幕。建国后，动画观众被定性为儿童，在内容设计和思想高度上，体现为“传递真善美”和“启发心智”的特点。经历的冰霜期后，随着市场经济及动画本身的发展，动画逐渐由儿童消费品变为以青少年和中青年为主要消费群体的消费品。近几年，随着动画制作技术和创作团队实力的增强，动画规模不断增加，如《魁拔》等作品的制作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然而，近年来动画的“味道”却越来越少。回想《小蝌蚪找妈妈》、《渔童》、《大闹天宫》、《海尔兄弟》、《黑猫警长》等经典影片，集趣味、真、善、美于一身。相比之下，电视台热播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以及《熊出没》，虽然拟定主题是宣扬环境保护、团结友爱互助，然而给人印象深刻和吸引观众的地方，似乎仅剩“搞笑”。
这里我们需要端正这样一个态度，动画片是需要分级的，即使国家不分级，家长会自觉挑选适合儿童观看的动画片。以上两部新近动画片虽因其关照当下社会现实、纾解成人生活压力等受到媒体和学者肯定，但由于儿童是其销售定位受众之一，并且占受众的很大比重，就不得不考虑其面对儿童的适当性了。
以《熊出没》为例，片中反复使用的“蜂窝扣头”、“偷窃光头强的食物与工具”、“被雇主训斥”、“被熊大熊二恶搞”等情节，在儿童心中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陈可红提出儿童动漫的三原则：快乐原则、童稚影像、寓教于乐。也许上述商业影片尊重了儿童的快乐原则，但快乐原则本质是建立在儿童对于外部事物的认识与喜好之上的，偏重其搞怪与激发笑点的成分，不顾对儿童认知的引导，便丧失了“寓教于乐”的原则。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儿童沉溺于其搞怪情节而非对“真善美”的认识与欣赏，这对儿童审美品位与价值观形成是非常有害的。动画作品要深入人心，叫座又叫好，仅仅搞笑显然是不够的。
动画内容不当导致动画抵制运动兴起。光明日报文章《日本动漫的壮大与困境》[41，谈到日本新世纪漫画之父手冢治虫在20世纪推行动漫改革，由情节模式单一的“happyending”式动画，转向更为注重故事情节的分镜头动漫作品。然而，尽管技术与方法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爱虫的手冢治虫先生还是遇到了20世纪50年代日本掀起的驱逐动画风潮的困境。因为，家长认为孩子们不能从动漫中学到知识。中国的教师与家长限制儿童观看动画的习惯似乎由来已久。笔者采访了多位家长和儿童发现，孩子喜欢看动画片，但是多数家长认为动画片纯属娱乐内容，没有“营养”，且很难控制观看时间，担心他们视力下降，因此对动画片观看进行严格限制。因此多数学校及家庭制定了严格的动画播放时间。笔者在一家幼儿园采访，学校动画片播放时间为每天10分钟。一个大班的小女孩告诉我，如果不上学，家长每天也只允许她看10分钟动画片，一集都看不完。动画影响学习和视力，于是教师与家长对于动画的播放限制便发展到如此极端的程度。
多年来，很多专家指出动画内容不当的外在原因是动画不分级制度。而从动画创作来看，缺乏思想性、知识性统领动画创作内容，导致动画作品缺乏文化教育意义，是动画在实际制作中内容不当的内在原因。动漫创作者和运营商对动漫文化内涵不明确、功能性认识不足，导致了目标导向不明确、内容随意性大、多而不精，出现内容不适当的问题。
二、抓住动漫文化创意本质，营造动漫文化氛围
手冢治虫在面临家长抵制动画运动兴起的情形下，通过挖掘漫画的文学性特征，使漫画具有儿童阅读文学书籍一样的功效，读漫画一样能够达到读文学作品一样的高度和享受，后来日本动漫不仅被儿童所喜爱，而且吸引了众多成人观众。
动漫作为亚文化产品，是蕴含了制作者的文化底蕴、制作工艺的作品，它跟美术作品、音乐作品一样，都具有传播文化、艺术与教育的功能。要发展动漫产业，首先需要抓住“文化产品发展文化”的实质。技术、资金、营销手段，都是为作品本身的文化内容宣传服务的，让读者认同作者的观点，接受作者的作品，奔走相告、宣扬作者的作品，这是动漫制作者和发行者所希望看到的。因此，动漫创作要从文化创意上下功夫，而不是从表面的搞笑、故事情节的光怪陆离上下功夫。
例如，宫崎骏的《千与千寻》，虽然描写了主人公进入怪异的废弃主题公园后发生的一系列的怪异情节，然而这些奇怪的所见并不是故事的主题思想，它只是为了揭示主题而服务。该故事通过上述情节描写，用现实无法表现的人物形态，如不会说话的怪物，乘火车回家的幽灵，表现出对于人性的探寻、对心灵回归的期盼，使观众与作者一起沉浸在故事的奇思妙想中，回味无穷。
麦克卢汉指出：“媒体是人的延伸。”我们需要深入探寻动漫的主题思想，塑造动漫艺术风格，形成动漫民族艺术特色，才能真正出好的作品，并以此规避仅靠“搞笑”来赢得观众的尴尬。正如此次动画暴力门，搞笑挖空心思后，就变得怪异，超出规范，几百集的动画片，难保不“越轨”。
三、直击不同人物内心世界，携手动漫作品共同成长
动画的叙事主题中，很多以“成长”为主题。动画主人公多为孩子和动物，因为他们最单纯，笑便是笑，生气便是生气，而且表情非常夸张。动漫从技术上使用这样两种主人公容易发挥动漫夸张造型的优势，表现人物形象和动作；从动画人物心理来看，如《千与千寻》、《悬崖上的金鱼姬》、《宝莲灯》等，从人物开始心灵脆弱、不成熟，到历经磨难，最后以一两拨千金的气势拯救世界，成为成熟的人，获得优秀的品质。这不仅是对动画故事的完整描绘，也是对缺乏能力和信心的孩子及大人们的心灵的补缺。我们没有能力在现实中飞翔、解决大麻烦、拯救比我们强大的他人，没办法解决心灵的焦虑、孤独和脆弱。而在动画中，观众却可以和主人公一起历经艰险，解决不可能的任务，最终找到心灵的归属。这不是回避世界，而是我们需要跟着动画人物一起“成长”，我们的心灵需要这样的“正能量”。
动漫故事结局可能并不完美。如《美丽城三重奏》中，主人公champion从小与奶奶相依为命，奶奶苦心陪主人公练习自行车技术，却在参赛中被黑手党绑架到美国，奶奶与狗、爵士三姐妹历经磨难，救出爱孙。故事结局，并没有交代champion多么成功，似乎除了champion成年，生活没有改变，仍然是那个干瘦的长睫毛男“孩子”，似乎在说“生活在别处”，“生活本如此”。万千观众面对的champion这个小人物，没有父母，没有钱，并未成功，却有一颗不断为了胜利向上的心，正如他名字的含义“冠军”。一个人的平凡孤独会陷入谷底，很多人跟你一起分享这份平凡与孤独，它便成了一次心灵旅程。观众不禁会铭感五内，这就是我呀！梦想未照进现实，动画却带你进入梦幻之旅，心灵在漫长的黑夜，感受到理解与包容的温暖。
如果说《美丽三重奏》是正面写意，那么法国动画片《暗黑启示录》便是裸的描绘黑暗。主人公家住森林，爱收集标本。在去城里上大学前采集到一只大钳子甲虫，回家不见了，没有在意。进入大学，在校外租住，被他从家里搬到宿舍的床下夜夜出现鸣叫声。他经历了恋爱。早晨醒来，女友的手上出现一条可怕而深的裂缝，没有血，黑黑的。女友脾气越来越差。一天醒来，主人翁像《变形记》的格里高尔一样，但是更糟，虽然是人，有意识，但不能动，不能说话，躺着，身上渐渐千疮百孔，那是甲虫卵在孵化，而女友手臂裂缝长出甲虫的大钳子，跟人形高的甲虫们谈话，守着这个躺在床上的“人形孵化器”。他恐惧、绝望、愤怒，表情麻木，讲不出话。而动画更用了黑白色调，奇怪的形状绘画加旁白，法国式低沉深邃的语言，描绘一个人内心的自言自语、生活琐事以及对应的心理状态，让你心里发怵，却百看不厌。动画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似乎支离破碎的隐喻了人们生活中并不写意却不得不面对的种种，有好有坏。如果说《美丽三重奏》是温暖的成长，那么这部是用夸张的手法展现对残酷现实的鞭挞，进而引领观众从容地面对生活的无奈。
除此之外，我们知道的《巴巴爸爸》、《托马斯和朋友们》、《小小的我》、《米菲和她的朋友们》等，主人公们用幼儿的眼睛看世界，用他们的语言交流，用他们的方式感受酸甜苦辣与解决问题，是抚慰学前儿童幼小心灵的利器。
文化产品要迎合与激发人的主观感受性和接受度。动漫虽然需要情节渲染、幽默趣味等元素，但动画的本质在于思想与人性的揭示，我们需要发挥动漫取材“成长”而使人“成长”的心灵抚慰功能，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满足其娱乐、释放、心灵回归的多重心理需求。
四、挖掘动漫教育功能，儿童动漫寓教于乐
动画除了前面所说文化传播和心灵抚慰功能外，应该具备民族文化传承和儿童综合素质培养的教育功能。
笔者走访幼儿园发现，虽然大班的孩子们看动画时间在校仅仅为每天饭前10分钟，但是仍然有家长向老师反映，孩子看了关于安全教育和汉字识字的动画片，学习效果很好。孩子的心灵是张白纸，又是见水就吸的海绵，需要我们的工笔渲染，也需要我们的正确疏导。既然儿童喜爱动漫，那么我们就应该提供给他们寓教于乐的精品，趋利避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们不再只满足于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时代号召下，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作为文化产业、文化演出市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市场近年来发展迅猛，音乐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演唱会市场又在整个音乐市场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
徐春晖和姜楠（2007年）在文化学刊中提出：作为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艺术市场模式，演出市场有着自身维持生存发展机制的独特产业链条，即由演出艺术生产机构、演出行业中介机构或剧场管理经营机构，加上必不可少的价值实现实体即直接与间接的观众和听众群体，共同构成了从艺术创作生产、市场营销和演出，直至价值转变和实现的产业链条。
现在正处于传统的音乐市场产业链已经走向末路，新的产业链还未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与唱片业的萧条相反，国内和国外的演唱会市场正在爆炸式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在演出市场近年来的井喷现象中，明显存在着国家法律和地方政策不配套、硬件设施不配套、重复浪费资源、票务市场混乱、缺乏创新的演出形式、部分演出上座率过低、缺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招商引资渠道不开放等问题。
目前我国文化演出产业还处于粗放经营阶段，缺少商业模式的思考与设计，国内对文化演出产业的商业模式也缺乏归纳与理论研究，本文试图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找出文化演出产业之企业分析理论。
彭健（2009年）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中提出，国内演出按照商业模式不同目前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定义为票房型演出：演出收入主要依靠票房，演出主体即投资者是文艺团体或演出企业，收入模型是投资回收型。
第二类定义为赞助型演出：演出资金主要来自政府或企业赞助，演出主体是政府与企业，文艺团体或演出企业是演出服务供应商，盈利模式是委托服务型。
本课题试图在总结实践经验，归纳企业发展、行业升级阻碍及其应对办法的基础上，引导出文化演出市场之企业发展与盈利分析理论和信息时代电子商务引领下的文化演出行业标准化生产研究。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宏观上带动了演出市场的活跃与繁荣，而唱片业的没落同时在微观上又推动了演唱会市场的新发展。我们要清醒认识演唱会市场的发展现状，总结归纳我国演出市场的实践经验，摸清其发展规律，把握住其发展脉络，充分利用所学理论知识，提出有效整合资源、优化经营管理模式的实用方案，促进中国演出市场健康、持续发展。
本研究将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演唱会市场实际情况调查分析与现代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等，从解决现存问题、整合文化演出资源、创新商业模式的多个角度下手，以达到规范演出市场秩序、维护演出行业发展和盈利的最终目的。
二、针对文化产业中演唱会市场的研究趋势
在产业经济学和文化产业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商家开始并已经注意到演出行业在第三产业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结合演唱会市场对文化产业影响的研究将不断涌现。同时，中国幅员辽阔，文化演出资源丰富，演出种类繁多。信息一体化、区域一体化、类别细分化、模式创新化等将成为今后研究的必然趋势。如已有的《文化演出产业的商业模式创新》、《中国演出市场发展现状分析》和《中小城市演出市场的发展趋势》等，都预示着对演出市场和相关产业的研究将更加深入、细致，也相信更多具有前瞻性、创新性的观点将会被提出。
对文化演出行业的深入研究将指导我国文化演出行业中的优秀企业改革创新，为持币观望的投资人提供全新的投资领域，为困境中找寻方向的唱片业和广告服务业提供业务转型的理论支持。
三、中国演唱会产业存在的问题
国内演出产业现有商业模式的经营难题主要来自市场风险、筹资困难和市场混乱。
1、票房型演出的市场风险：
首先是消费者问题。除北京、上海、杭州等少数特大城市和一线城市外，国内大部分城市居民对演出的消费力不足，演出消费习惯没有形成。
其次是生产者问题。我国演出产业起步晚，成熟度低。产业上下游：投资商、创作者、表演团体或个人、商、经纪人、设备供应商、表演场所、票务系统、销售推广公司、文艺类媒介等整个价值链耗散，缺少整合，竞争混乱，没有服务标准、质量监督、行业规范。
2、赞助型演出的筹资难题：
赞助型演出的筹资难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社会资助机制、资助文化、演出如何满足资助人利益需求。
以社会资助机制问题而言，我国对艺术捐助还没有建立系统的税收政策，没有形成荣誉机制，只能依靠市场自我调节。
在资助文化方面，我国艺术捐助的文化与经济基础还没有完全形成，国内的企业与富豪赞助演出需要实现政治或商业的“利益需求”。
在演出如何满足资助人利益需求方面，目前的演出模式普遍对客户形象塑造的实际回报非常有限，多数不能满足赞助者的“利益需求”，导致赞助者的积极性越来越差。
3、此外，在文化演出项目的操作上，由于企业一次性投资小，风险小，进入门槛低，国内暂时还没有规范演出市场的相关规定出台，导致企业一拥而上造成过度竞争，演出市场鱼龙混杂，泡沫严重，不诚信现象时有发生，不但不利于演出公司自身的长远发展，也伤害了国内演出市场和演出赞助商。
针对以上问题和不足，本研究将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演唱会市场实际情况调查分析与现代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等，从解决现存问题、整合文化演出资源、创新商业模式的多个角度下手，以达到规范演出市场秩序、维护演出行业发展和盈利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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